辩护策略精准切入“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合同诈骗罪1575万委托苏义飞、金雨爽律师辩护，刑期从九年降至五年

同一职位、相同工作内容，仅因“业绩较高”被指控为主犯，律师坚持辩护打破量刑失衡

2026年，合肥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对“某某鹿”品牌合同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该案涉及15名被告人，涉案金额2578万余元。其中，被告人Z某作为某某岛招商公司招商经理，涉案金额1575万余元，经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苏义飞、金雨爽律师辩护，法院最终认定Z某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在此前，检察官因其所在团队“业绩较高”，认定其为主犯并建议量刑九年。

案情回顾：加盟骗局中的“招商经理”

2023年3月至9月期间，合肥某某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明知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委托W某控制的某某岛招商公司对外招商加盟。招商过程中，相关人员假冒“某某咖啡”等知名品牌招商人员，虚构“某某鹿”与知名品牌属于同一集团或存在紧密合作等事实，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截至案发，共90名被害人被骗25782800元。

Z某担任某某岛招商公司招商经理，负责带领团队开展线上招商工作。案发后，其涉案金额认定为15755600元。

控辩焦点：主犯还是从犯？

在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中，Z某与同案被告人C某被认定为招商经理中的“主犯”，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检察官的核心逻辑是：Z某所在“二中心”业绩较高，其个人获利方式包含“分红”而非单纯提成，因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Z某的辩护人苏义飞、金雨爽律师则提出三点核心辩护意见：

第一，职务相同、工作相同，角色应相同。 Z某与郑某、刘某、程某等人职务均为招商经理，工作内容、使用话术、任职时间均无实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在于其所在“二中心”业绩较高。在同一案件中，相同职位、相同工作内容的人员，在共同犯罪中担当的角色应当是相同的。不能以业绩高低划分主从犯。

第二，“业绩较高”不能双重评价。 犯罪数额已经是合同诈骗罪量刑的核心情节——涉案1575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情节本身已导致Z某面临更重的法定刑幅度。若再以“业绩较高”为由将其认定为主犯，相当于将同一事实同时用于加重量刑和提高地位，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第三，Z某不具备主犯的实质特征。 其未出资、无决策权、不参与利润分配方案制定，所谓的“分红”实质上是W某根据业绩单方决定的提成计算方式，并非基于股东身份或决策权力。其在整体犯罪链条中处于执行层，而非组织、指挥层。

法院认定：从犯成立，量刑调整为五年

经三次开庭审理，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主要意见。判决书明确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W某、R某、X某、S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其他被告人均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Z某位列“从犯”之列。

法院同时认定Z某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赔等情节，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相较于检察官最初九年左右的量刑建议，刑期降低了约四年。

律师辩护策略的价值

本案辩护的核心价值在于：在多名被告人共同犯罪、分工明确的案件中，如何精准识别“业绩高低”与“作用大小”之间的逻辑边界，并成功运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切断控方将业绩等同于主犯地位的论证链条。

苏义飞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做同一件事，只是因为业绩更好就要承担主犯责任，这等于让优秀的销售人员在共同犯罪中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业绩高低是量的差异，主从犯是质的判断，二者不能简单划等号。”

本案也为类似加盟招商类刑事案件提供了参考：在多层级的共同犯罪中，控方往往倾向于将业绩突出的团队负责人或核心销售人员认定为主犯。辩护人则需要从组织架构、决策权限、利益分配方式、工作内容同质性等维度，构建“执行层不应升格为主犯”的论证体系，并警惕“数额情节”与“地位情节”的重复评价问题。

撰稿：苏义飞、金雨爽